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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同志事迹材料

20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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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善洲同志生平介绍
杨善洲，男，1927年1月出生，云南省施旬县姚关镇陡坡行政村大柳水自然村人。1934年至1949年，在家务农：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任小队长；1951年，在施甸区摆马乡政府工作；1952年8月，在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同年1 0月调保山县董官乡、打渔乡搞“复查”工作，任副队长，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至7月，在施甸区委搞“复查”工作，任队长；1953年8月至1955年，在施甸区委工作，任区委副书记；1955年至1957年，在施甸区委工作，任区委书记：1957年至1958年，在中央第七期党校学习；1958年至1963年，在保山县委工作，任县委副书记；1963年至1965年，在施甸县委工作，任县委书记；1965年至1966年，在大理、保山搞“四清”工作，任党委书记、团长；1966年3月至1977年，在保山地委会工作，任地委副书记；1977年至1988年，在保山地委会工作，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6月至2008年11月，退休后回家乡施甸县大亮山义务造林，创建林场；201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二、“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1988年4月，杨善洲即将退休，与家人商量想回家乡为群众再做些实事。家人劝他说“你都退休了，还能做什么？”杨善洲坚定地说：“虽然我的职务退休，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要接着帮群众办”。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退休后搬到昆明居住，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正是凭着这种坚定的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群众的热爱，杨善洲在退休后的第三天就说服家人，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家乡施甸县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0多年。
大亮山位于保山市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海拔在1800～2619米。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农民缺衣少粮，就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山光水枯，荒凉空旷，山石裸露，山间溪流逐年减少乃至枯竭，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周边十几个村也陷入了“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贫困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村民只有进一步开荒扩大耕种面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杨善洲选择了大亮山，就是为了改变家乡的生态环境，造福家乡人民。他说：“我是在兑现许给家乡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家乡人找过我多次，叫我帮他们办点事我都没有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经过考察我认为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实在，这既对全县有利，也对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利。” 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桤木树都不长。”然而，杨善洲创办林场的设想和决心没有被动摇。他请地、县林业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到大亮山上作多次调查研究。他们带着帐蓬，风餐露宿，徒步2 4天，对姚关、旧城、酒房等地进行了调查。经过调研，更坚定了杨善洲改变大亮山面貌、“种树扶贫”的决心，并将场址选在施甸县的旧城、酒房、姚关3个乡结合部的大亮山。当时大亮山周围的山林都已经承包到户了，怎么办林场呢?杨善洲在深思熟虑之后，创造性地提出“国社合作”建场的方案。在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后，县政府召开了有关乡村干部和部分农户代表参加的会议，把绿化造林与发展农业生产的辩证关系，以及林场的性质、范围、政策、办法、利益分配讲清楚，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赞同，然后才开始了筹备建场的有关事项。
退休后第三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大家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 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不期而至，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镇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林场成立大亮山造林指挥部，杨善洲亲自担任指挥长。成立当晚，他们在用树枝围起的简易帐篷里，围着火塘召开了第一次造林会议，把林场职工分宣传动员、整墒、育苗三个小组，要求抢在5、6月份雨季来临前育下能种万亩以上的树苗。
到达大亮山的第二天，杨善洲把大亮山社的社长找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把他们到大亮山的目的意义都讲明白了，希望得到大亮山社的支持。大亮山社的社长李宗清见到老书记身先士卒，早感动得不得了。他连声说：“老书记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不住城里到山里，为的是给咱老百姓造福，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办什么事，就老书记一句话，说什么我们都支持!”杨善洲一方面抓育苗和挖塘工作，另一方面又带着人在大亮山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调查，进一步摸清了大亮山的底，盘算种什么树种、怎样种。他在山上转了12天，把能造林的地方都走遍了。回来后，他确定了当年要种1万亩松树林，育20亩苗圃，以后平均每年种一万亩以上松树林。种树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杨善洲绞尽脑汁。他每天和职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他把原来摆放在家里的几十盆雪松、白梅、银杏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
1990年林场修公路，为了省钱，杨善洲找来仪器，找了几个小工，自己测量自己干，硬是修通了一条长14公里的山路，每公里路花费不到1万元。
林场没有资金扩大种植面积，无法发放林场工人工资，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共为林场争取到3O0多万元资金支持。
1999年11月，杨善洲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住院期间，全家人说服他在家安度晚年，他仍然没有同意，半年后，他又拄着拐杖执意爬上了大亮山。在余下的10年间,他常常手拄着拐杖与林场的职工们一起植树、一起护苗、一起巡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许下的诺言。
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很大，但是杨善洲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油毛毡房40多格，一住就是8年，有三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电，每人买一盏马灯……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退休又钻山沟沟……”这是在云南省施甸县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三、“我就喜欢‘草帽书记’的称呼”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同志6O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他曾说：“我1952年入党，其实当时自己没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入党后，我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杨善洲30岁担任县级领导，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担任地委书记，他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的40多年间，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平民干部本色，带草帽，穿草鞋，深入田间地头搞调研、访民情，俨然就像一个农村放牧的老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他听了坦然笑笑说：“我就喜欢‘草帽书记’的称呼”。有一次，杨善洲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在不在。乡秘书看他的模样，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最后才叫来乡干部，安排具体工作。在当地委书记期间，他走遍了全市的村社。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他绕道潞西，花四天时间到达木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在报场镇种了半亩粳稻实验田，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亩产量提高三四百斤，广泛推广后，现在当地群众还采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他还实施了“坡地改梯田”、“条田”改造，还种了茶叶、包谷等实验田，效果很好，被群众称为“粮书记”。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因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通知他，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劳动。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耀邦同志听说后，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
杨善洲下乡途中，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他的足迹遍布保山的村村寨寨，为改变保山地区的面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农村生产队购买良种、肥料、牲畜等。一次，听说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组，没有生产基金，到处借钱，马上给送去了80O元。有些人感到吃惊：“杨善洲这样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图个啥?”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输出的是血!”

四、“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挺好”

杨善洲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的心，从不计较金钱名利和身份地位。他经常资助困难群众，为他们买粮食、种子和衣被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但他从不从林场领取报酬。林场场长自洪学曾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自学洪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 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就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组织部门有文件规定他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写报告上去时，被他要求撤销了。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居住，妻子张玉珍专程跑去找杨善洲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1995年，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对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间房子，妻子张玉珍找杨善洲凑钱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去，把刚盖起来还没住的房子卖了。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
他的老伴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他为此交了370元的汽油钱。他说：“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还有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杨善洲无论下乡还是出差，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半厘，也不占公家的便宜。23年来从未在林场报过一张发票和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钱出差费。林场职工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叫花子还有三担，而我们的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开始有人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3OO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能得30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为了保证树苗茁壮成长，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着种下去的树苗。有一次发生山火，大家好不容易把他从火场劝回。到凌晨3时，大家回到住地后，他还坐在值班室里。
大亮山林场挂牌后，杨善洲不是场长，却没少操心。平时，他和林场职工一样，起早贪黑，上山挖塘种树，吃的是一个锅子里的饭，住的是一样的油毛毡窝棚。有的同志看不过去，说他年纪大了，给一点特殊照顾，给他开个小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御寒，大亮山四季烧火塘，晚上，大家就围在杨善洲住的火塘边商量工作。杨善洲乐在其中。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大亮山上，杨善洲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火盆上架着锅针，锅针上是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个小罗锅，四个小碗摆放在桌上，火塘边的墙疙嗒摆放着雨伞、蓑衣、马灯、手锤、砍刀、板锄、镐、钉耙、油纸帽，床头挂着水准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一双黄胶鞋、一双翻皮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
他总是说，与很多群众相比，“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挺好。”

五、“我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
杨善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惦记着乡亲，惦记着群众。
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听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老人立即将猪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他说：“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后经调查核实，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工作组还了他一个清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杨善洲同志想到大亮山林场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传统单一的经营方式，进行多种经营。建场之初，杨善洲主要以种植华山松为主，在党的十四大以后，他感到仅仅种植华山松不能在近期内产生效益，林场要以林养林，要提高经济效益。于是，他们从广东、福建等地引种龙眼树苗，开辟了龙眼水果基地。施甸县的立体气候十分突出，高海拔地区常年云遮雾罩，是种植茶叶的好地方。酒房乡供销社茶厂生产的袋装黑山银峰茶，1994年曾荣获省农业厅优质产品称号，供不应求。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也建立了茶叶生产基地，还专门投资建了一个粗制茶叶加工厂；另一方面，杨善洲号召林场职工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他和林场的同志一起踏勘选址建立了一座红砖厂。在杨善洲和林场职工的努力下，大亮山林场没有几年时间，就红火起来了，家业扩大、经济效益也逐步显现出来。
为了搞好多种经营，他们办起了茶叶基地，又建起茶叶精制厂，茶树也长得有半人高了，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这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事业就真正完了。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3万亩华山松，有近400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在创办大亮山林场23年来，他带领林场职工人工造林5.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O％左右，修建林区公路26公里，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修建7幢砖木结构职工住房，发展花园700多亩、水果基地300多亩，创办了茶叶初制所、红砖厂等，为林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逐步改善林场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依托林场每年无偿为周边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为4个行政村1万多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村民人均产粮由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临近周边4个贫困村1O0多户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大亮山的茂密丛林涵养了水源。目前，有水源保护点316处，解决了周边3个乡镇11个村2.5万人的饮水问题,并为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提供水源.今年的特大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居民饮水困难,而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流淌着清甜的泉水,群众们都说: “多亏老书记植树造林。”大亮山的生态修复，还使不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护，茂密的山林中，活跃着灰叶猴、白鹇、野猪、野鸡、狗熊等多种野生动物。
杨善洲虽然是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了100元。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果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
2009年4月，杨善洲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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